参考消息网8月25日报道美国《洛杉矶时报》网站近日刊发题为《我们上世纪50年代就知道气候变化。为什么一位作者要追溯气候变化否认史？》的文章，作者是斯图尔特·米勒。全文摘编如下：

这次在午餐时间对戴维·利普斯基进行的采访在各种话题之间跳来跳去，这似乎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利普斯基关注对象之广和写作跨度之宽。利普斯基是一位获奖作家，他在《鹦鹉与冰屋：气候与否认科学》一书中用广角镜来观察全球变暖。

(资料图片)

这本书包罗万象，它不仅关乎气候变化的科学，也关乎自私自利的否认者如何不断努力破坏这种科学——他们的一个核心策略是声称“需要进行更多研究”——并在这一过程中造成长期损害。利普斯基尽量提高这本书的可读性，提到甲壳虫乐队和《辛普森一家》，但他的深入研究和愤慨之情仍不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。

这次采访在纽约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进行，他在纽大担任教授。

“大家都知道，但什么都没做”

问：当你读到罗杰·罗维尔1956年证明气候变化的研究和上世纪70年代证实气候变化的著作时，你正在写另一本书。你写道：“大家都知道，但什么都没做。”那么，用更多笔墨写这个话题能实现什么目标呢？

答：一个1979年的专家小组说：“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全球变暖不会发生，也没有理由认为变化会很小。”

我们要在某个时候开始行动，如果当时做了，规模经济就会发挥作用，我们就会习惯一些情况。人们现在似乎对驾驶电动汽车感到安然，而这本来可以早三四十年发生。

但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枯燥的故事。我想如果人们确实知道这个故事，他们会作出反应。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。

问：你写到“信号和噪音”，以及气候否认者如何通过制造噪音成功分散注意力。

一位气候变化否认者说，专业的气候变化否认者只有25人，但25人可以挫败全世界的意志。这令人咋舌。

因此，受过教育的人莫名其妙地从1000个科学家里发现一个怀疑气候变化证据的科学家并且相信了他，而不是其他的999人。如何应对这种局面？

答：让他们看我的书。我引用约翰·廷德尔的话说：“因为事实不符合我们的口味就忽视它们，这既怯懦又致命。”

问：他们会反驳，“但我的人说……”

答：我想他们不会。当你能向人们表明你的善意被只想赚钱而不关心后果的人滥用，他们会说：“哦，我之前没意识到这一点。”

如果他们又说，“气候变化是真的，但不值得花那么多钱”——尽管如此，让人们承认全球变暖正在发生，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变化。接下来，我们只需要商量应该花多少钱来处理这个问题。

“别人会处理的”

问：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话题，但读这本书感觉你享受你的研究和写作。你写道，理查德·尼克松“像一个老年人购买第一张披头士专辑那样拥抱了环境问题。不是把这张专辑播放出来听，而是摆在茶几上作为自己并不落伍的信号”。

答：我认识的人都不希望读更多关于全球变暖的书，人们也不向朋友推荐这方面的书，因为读起来不好玩。我有意识地要为读者写一个精彩的故事。就像科恩兄弟的电影：我们在1956年被警告一些事情，我们不停地说“肯定会发生”，但我们什么都没做。这是喜剧。

问：简略解释一下你这本书的题目。

答：有人说，美国有最极端的敌对文化。你一有问题，就会出现两种对立的观点，而且人们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。我们提出这个问题，大家不是说“我们可以解决这件事情”，而是说“要么是生活着鹦鹉的热带丛林，要么是冰屋”。这让我们没法解决问题。我们有正确答案，我们让这个答案通过现代美国的体系以后却变成了错误的答案。

当人们没有处在彼此支持的关系中，他们就不再去医院，因为没有人对他们说：“你这种情况应该去医院看一看。”人们最糟糕的就是这时候。追溯到卡特的每位总统都是如此。大家都抱着同样的想法：别人会处理的。

1979年，政客们问：“这一切什么时候会变得很明显？”他们被告知是40年。于是，他们说“39年都没问题”。这本书有关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如何行事。（编译/赵菲菲）